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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侣争取统治阶级支持的努力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20-10-17 10:26     浏览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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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一切都在皇帝的控制之下,意识形态方面也不例外。佛教的译经、讲法,特别是立寺建塔、营造佛像等,都需有经济上的实力。所有这些,都要依靠统治集团的支持,至少是默许。如前所述,支谦、康僧会等人正是依靠吴主孙权的支持才在江南打开局面的。道安的名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正是他对此有了深刻认识后的感慨。僧导也认为“护法弘道,莫先帝王”,同样表达了对统治阶级尤其是皇帝本人护持佛法的期待。
    东晋时代,门阀专权,皇帝的权威大打折扣,就连开朝的元帝也不得不面对
“王与马,共天下”的现实,因而得到权臣的支持就显得同样重要。竺道潜,“中宗元皇及肃祖明帝,承相王茂弘、太尉庚元规,并钦其风德,友而敬焉”,显示了元帝和明帝以及i}t相王导(字茂弘)、太尉庚亮(字元规)对佛法持支持态度。咸康五年(339年)王导病逝,东晋的大权落入了反佛的庚冰(庚亮之弟)之手。次年,庚亮又亡。这对于竺道潜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孤独无依的竺道潜感觉到了生存危机,“乃隐迹刻山,以避当世”。而喜好佛法的哀帝即位后,便将他再次请入京城,他才得以“于御筵开讲《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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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侣争取统治阶级支持的努力

    对于一种宗教而言,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佛教当然也不例外。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官方,都存在着奉佛及排佛两种对立的态度。当排佛的意见在官方占主导地位或被帝王权臣所支持时,佛教就岌岌可危了。北朝佛教的遭遇就是明证。南方之所以没发生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主要是因为佛教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当然.佛教在南方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东晋时期的权臣庚冰、桓玄就是排佛的代表人物。
    众所周知,在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王权压倒一切,神圣不可侵犯,所有臣民都得向君主行叩拜之礼。“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⑤,正是对此的生动写照。但佛教的基本教义主张无君无父,一不敬王者,二不敬父母,认为自己是出世的,可以不受世俗礼仪规范的制约。这就与中国封建专制下的纲常名教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而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僧人不敬王者这一问题上。咸康五年(339年),积极支持佛教的垂相王导去世,冰辅政,后者的领导风格与前者迥异。“初,导辅政,每从宽惠,冰颇任威刑。……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以充军实。这位强硬的领导者对佛教也采取了严厉的政策。在他辅政刚刚进入第二年,就提出沙门应该礼敬王者。
    何充等大臣反对沙门向王者致敬。何充(29}-346 ),字次道,“性好释典,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百数,糜费巨亿而不吝也。亲友至于贫乏,无所施遗烈永和四年(348年),他曾会见渡江而来的尼姑康明感,遂“以别宅为之立寺”,足见他对佛教的虔诚。以何充为代表的崇佛大臣(如左仆射褚翌、右仆射诸葛恢、尚书冯怀、谢广)上书:“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肃祖明皇帝聪圣玄览,岂于时沙门不易屈膝?顾以不变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主张遵承先帝故事,即沙门不敬王者。
    庚冰则从维护儒家的伦理纲常出发,指出“名教有由来,百代所不废”,而佛教“矫形骸、违常务、易礼典、弃名教,……弃礼于一朝,废教于当世,使夫凡流傲逸宪度。”沙门作为国民的一部分,必须礼敬王者,而不能享受特殊待遇。因为“礼重矣,敬大矣,为治之纲尽于此矣。……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则乱。斯
囊圣所以宪章体国,所宜不惑也。·“…修之家可矣,修之国及朝则不可。”庚冰的这种态度是和他的施政风格以及他对佛的半信半疑相一致的,应该说这是一种较客观的看法。宗教作为信仰,个人有信或不信的自由,但在治国时,政教必须分离。
    庚冰的理论遭到了尚书令何充等大臣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以前就有允许沙门不敬王者的传统,“汉魏逮晋,不闻异议,尊卑宪章,无或暂亏也”;同时说明佛教有助于王朝统治秩序的稳定,“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贱照照之名行,贵冥冥之潜操,行德在于忘身,抱一心之情妙。且兴自汉世,迄于今日,虽法有隆衰,而弊无妖妄。神道经久,未有比也”,“每见烧香祝愿,必先国家,欲福佑之隆。情无极己,奉上崇顺”;“不令致拜,于法无亏”,“今一令其拜.遂坏其法。由于反对的意见占了上风,庚冰的意图最终没能实现,此事遂不了了之。,
    虽然在这一轮的较量中崇佛者取得了胜利,但君主权威与僧众离俗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王权依然是至高无上的。不久,沙门是否应向王者致敬的问题,在东晋之世又一次被提了出来。
    元兴元年(402年),桓玄再次挑起了沙门是否应当敬王之争。这次“交战”的双方主要是桓玄和慧远,其理论水平及激烈程度都超过了前次。
    桓玄(369 ~- 4013,东晋谁国龙亢人,大将军植温之子,袭爵南郡公。他先后击败了对手殷仲堪和司马元显,于隆兴元年掌握朝政。上文提到,桓玄曾借权尼支妙音之力使孝武帝任命殷仲堪为荆州刺史,因而他对僧尼干政的弊端有着很清醒的认识。
    桓玄与慧远的交锋,最早可上溯到公元399年他征伐殷仲堪途经庐山,请慧远相见,慧远却称疾不出,桓玄只得亲自入山。他见到慧远,劈头就问:“不敢毁伤,何以剪削?”慧远不慌不忙地答道:“立身行道。”慧远的回答使桓玄不敢继续问难,便转移话题,“乃说征讨之意。远不答。玄又问:‘何以见愿?’远云:  ‘愿檀越安隐,使彼亦无他。’玄出山谓左右曰:‘实乃生所未见。’”。,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之后,他们也曾有过书信来往。元兴元年〔402年),东晋政府派刘牢之讨伐桓玄,由于刘倒戈,桓玄攻入建康,实际取得了东晋政府的军政大权。不可一世的桓玄写下了致慧远法师的《劝罢道书》,.信中指责沙门违背世俗礼规及当时沙门心术不正:“夫至道缅遨,佛理幽深,岂是悠悠常徒所能习求?沙门去弃六亲之情,毁其形骸,口绝滋味,被褐带索,山栖枕石,永乖世务,百代之中,庶或有一仿佛之间。今世道士,虽外毁仪容,心过俗人。所谈道俗之际,可谓学步邯郸,翩旬而归。先圣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令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真宾黄泉下福,皆是管见,未体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远。可不三思?运不居人,忽焉将老,可复追哉?聊赠至言,幸能纳之。”cap桓玄认为追求虚无飘渺的事物无异于空耗生命,劝慧远弃道登仕,为朝廷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