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动态

导致禅宗出现短暂辉煌而仓促趋于衰亡的原因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20-09-16 09:40     浏览次数 :

[返回]
    一般认为,禅宗之所以为禅宗,正因为有其自身的特点宗风,即禅宗自身的宗眼,如丧失了禅宗的宗眼宗风,显现不出其作为“教外别传”的特殊法门,就不成其为禅宗。其逼人以绝路的“棒喝”、“看话头儿”手段,总给悟道者以“死里逃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禅机、禅趣、禅悦,但这是一种不可重复效仿的禅门风光,禅宗因此而声名鹊起,一统天下,奈何好景不长,接下来的便是义理贫乏的“文字禅”,枯寂苍白的“默照禅”,无是生非的“口头禅”,授人以柄的“野狐禅”,最后堕落到败家破宗,坐吃山空,无路可走的地步,无可奈何地向缺乏禅机义理的净土宗投怀送抱,频递温情,归化于“禅净合一”的俗套中去了。
    当然,禅宗的堕落是多方面的,如禅宗人的良芳不齐、鱼龙混杂,多有作奸犯科、杀人越祸、打架斗殴、逃避婚姻、躲避债务、勒人钱财、官府通缉追拿者,如蜂涌蚁聚归于禅门,能够担当禅宗道义、开辟未来的栋梁之才寥寥无几,人讥其有藏污纳垢之嫌,辱没了禅宗清静之门风。但禅宗的堕落主要在于从修持方法上陷入自栽的尴尬,从思想体系上困顿于自掘的陷阱。如“即心即佛”一句,虽然一语道破天机,一句说穿禅理,一句即一万句,给修持者以成佛的希望,相反,却又是一说即俗,一说即偏,落入其早已编织好的“张口必错、动念必乖”、“说似一物即不中”的理论圈套中,把学人又引入困惑中的困惑,迷茫中的迷茫。什么是人心,怎么能成佛?所谓的“顿悟”,怎么悟,如何悟?这些问题并非“即心即佛”一句口头禅式的熟语套话所能解决的,人们面对的依旧是将心捉心的游戏禅学。佛教与禅宗皆以了脱生死,了却痛苦解除烦恼为标榜,但如何是生?如何了死?生死烦恼何以解脱,依旧是人们由信仰禅宗到怀疑禅宗的根本问题。可见,禅宗在理论上、修养方法上无法做到与时俱进,不通自通,不变而变,缺乏新的理论创见,人们仍旧难以理解成佛的唯一希望只能落实在现实中的自我身上。禅宗理论上的内在逻辑矛盾,决定了禅宗由“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十六字心传宗纲,向不离文字,以文为禅,以诗为禅,以词为禅,以狂怪妄诞为禅,禅宗向着游戏人生、玩世不恭、打情骂俏,缥妓宿娟、娶妻纳妾等狂禅、口头儿禅宗风转化。后期思想的苍白贫乏,理论的支离破碎,拼接凑泊,最终导致文字禅、口头儿禅、狂禅的出现,使禅宗及禅宗人陷入“野狐禅”的僵化模式之中,“即心即佛”被衍化为以心为禅,以我为禅,以俗为禅;亦即以心为佛,以我为佛,以俗为佛成为简单的宣传口号或高僧语录。禅宗后期思想理论的衰亡蜕变,正是慧能强调现实,强调自我的思想理论的持续与发挥,也正是禅宗自身内存在着的逻辑矛盾作用的必然结果。

                  上海公墓,金山公墓,上海墓地,上海松隐山庄,
                                 导致禅宗出现短暂辉煌而仓促趋于衰亡的原因

    除此之外,中国本土主流文化的浸润消蚀,历代皇帝出于统治需要,强加或赋予佛教的政治功能及其对佛教改造、利用的态度,中国唐宋以后历代文人士夫的参与等诸多因素,是导致禅宗盛衰、影响禅宗走向的远因和助因。
    其一,帝王的迎请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政治上的庇护与传播发展的捷径。就宗教而言,一般都是以秘密渠道、变通的手法在社会下层即民间传播,时刻面临着诸多挑战或压力。如官方的取缔镇压,异端的排斥与抵制,传播过程异常复杂而漫长。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则是极其特殊而幸运的,既不必秘密传播,也更非民间活动,而是汉明帝出于信仰的需要,派人远赴西域诸国迎请佛法;其后南朝梁武帝派人迎请菩提达摩;前秦符坚为迎请鸿摩罗什,派大将吕光率军十万,踏平十几个西域国家。这在世界宗教传播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壮举,为佛教东传扫清了障碍,既提高了佛教的地位,扩大了影响,也为以后历代皇帝信佛、学佛、按佛开创了先例,使西来佛教一开始就披上了神圣、合法的宗教外衣,奠定了儒、释、道共存并尊、三教合一的思想基础。
    其二,儒家有行无心,禅宗有心无行。由于儒家心学体系的不发达不健全,人们出于忧生忧患的心理需求,出儒入佛、逃禅归宗成为随唐以后历代儒生学士、文人士夫的共同趋向与普遍情结。出入佛门,交游名僧、参禅悟道成为上层文人社会的时尚,逃避现实、思考人生成为一般文人共同的课题及其生活态度,沾濡佛教,依傍禅宗也是一种必要的修养方式,以期求得自解自慰,弥补心理的渴求与心灵的空虚。转身走入佛教心学,安抚自心,解除烦恼是中国当时文人的一般选择,也是禅宗得以发展的社会基础。
    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发展到孟子,形成了一种特别强调主体自我的新型儒学,即心学。而儒家心学的发展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经历了发生、发展、间断、繁荣、衰落和复兴等许多阶段,在儒家完整的思想体系中是有缺陷的,直到佛教东传,启示人们弥补开发了儒家心学潜在深微、发育不良的理论缺陷。唐代韩愈在其《原道》一文中,列举了儒家圣学历代相传的道统,即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直传至孟子,而“柯之死,不得其传焉”,圣学式微,出现了道统接续上的断层。因此,儒家留给后人的遗产是侧重于“行”,强调社会实践,缺少严密而系统的心学阐述与理论归纳,更缺乏心学的社会可应用性、规范性,故后人一直认为儒学的特点是有行而无心,是行为哲学、世间哲学、伦理哲学,或谓有心性而无心学。
    佛教注重心学,尤其是中国的禅宗心学最为精微而发达,虽然与中国儒学有义理上、伦理上、道德人格上的矛盾与冲突,但在心学阐述,心学实践上却又存在着相通、相近,相融的特点,禅宗心学和儒学心学在义理空间上存在着对接、补充和合流的可能。如禅宗的“顿悟”,又恰恰强调是在日常事务和正常的生活状态中实现的,不需要离群索居,逃离现实,生活就是道场,行、住、坐、卧处处是道。从义理与实践上,与儒家的入世事业相同;禅宗的“平常心”是道,与儒家一贯主张的伦理日用、洒扫庭除的“直道”理趣是一致的。这些义理上、实践方法上,人生态度上的相同点,是禅宗心学与儒家心学对接、补充、发展的理论基础,对中国上层主流社会或文人士夫而言,极具吸引力。
    中国上层主流社会的认同,文人知识分子的参与,儒学与禅学的交涉融通,为禅宗逐渐脱离佛教神秘本色,走进世俗人心,提供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在禅宗心学建立、完善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始终与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相随相伴,相始相终。文人的参与和热情,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借助禅宗心学以复兴儒家心学的具体实践,又是推动禅学走进世俗生活,回归现实自我的外部力量。如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苏轼、黄庭坚等,就是经常往来交游于禅宗从林的文人居士,过着亦僧亦俗,亦禅亦儒的居士生活,既保住了现实中的名利地位,又从参禅悟道中得以宁静与解脱。这些文人的参予,使禅林生活不再寂寞单调,平添了几许文人气息,或谈天说地,看雨听风:或吟诗填词,品书论画,争得心灵深处片刻宁静,一时解脱,提高了禅宗的社会声望和文化品位。禅宗世俗化、文人化的过程,其直接的结果则是使禅宗沿着文人士夫所理解所需要的生活趣尚,向生活禅、文人禅的路径上走了下去,直至走向世俗,走出了宗教。世俗生活、诗酒人生是中国禅宗最后的归宿。
    其三,在中国佛教高僧传尤其是禅宗人的传记资料中,所谓的高僧大德,大都是出儒入佛、逃禅归宗的失意文人或寒门儒生,由于仕途不伸,官场挫败,生活的压抑、科场上的失志等原因,纷纷涌入禅门。禅宗相关人物传记中,凡生平事迹,爵里门弟可考者,不乏“先事儒业”、“通达内外教典”、“博览群书”等叙述表白,同时又给这些为禅宗装点门面的人送上一顶顶“高僧”、“名僧”、“神僧”、甚或“学僧”、“义僧”、“诗僧”、“艺僧”、“画僧”的桂冠,并将其安置在佛菩萨的位置上,受人膜拜。实际上,这些“高僧大德”与佛教中的修禅选佛毫无关系。他们的出家就是在家,居家就是出家,出家在家并不认为是修佛的障碍,可以想见,禅宗早已沦为那些将心捉心,寻心安心、调心息性的失意文人的避难所、歇脚处、风流场。
    其四,佛教依傍儒教而又补充儒教;儒教排低佛教、而禅宗又反哺儒教。禅宗与儒学的关系亦即如此。中国是以儒家经世致用的学说作为主流文化的,既有上层社会所需要的绝对价值观念,又有被社会全体同时认可的实践型普遍性的价值存在。以仁为体,以伦理日用为相,以礼为用。儒家讲求的人生价值,是以社会价值、伦理道德为评鉴尺度的,因此,儒家的文化是行与知高度统一的实践哲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最高理想标准,也是完整表达儒家人生态度的最好的行为准则。
    佛教东传,尤其是在佛教经典的译介过程中,一直由官方译场为主流,属于官办民修的性质,大都是由儒学出身的官僚文人主持其事,并且调动集中了全国成千上万的名宿巨儒主笔参与。在翻译的过程中,首先要集中体现出统治者的意志,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所在,对待外来的印度佛教文化是非常警惕而慎重的,无论从其内容、义理、旨趣、思想等方面,都是有着严格统一的取舍标准,既有照搬,也有移植,既有改造、也有发挥,尽可能做到调适润色,为我所用。利用佛教,改造佛教是历代统治者的一贯态度,尤其是用中国儒家伦理道德,人生态度取舍佛典,改造佛教,使之尽可能趣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要求和民族心理习惯,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佛教在译介的同时,客观上就自然地给胞胎中的中国佛教预先注射了一滴儒家精血,注定中国佛教在孕育的温床中就先天带有儒学移植过来的生命基因。因此,佛教中国化,禅宗本土化、儒学化是中国佛教必然的内在规律。如《法苑珠林》、《五灯会元》、《碧岩录》、《从容录》等佛教、禅宗典籍,书中总能感觉到儒家的身手面目,再从王阳明心学,宋元理学反观儒家心学,其中又从梵声叹韵中闪现出禅影佛踪。因此,援佛入儒、援儒入佛的文化现象,从这里可以找到合理的答案。儒家可以从佛教气象里寻找到自我,禅宗何尝不是从儒门风光里看到了自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体现了中国佛教与儒学的内在关系。从依傍儒学,补充儒学到反哺儒学,最后被儒学所制约,是禅宗生命的定数。可见,儒家文化不仅是影响佛教,孕育禅宗的远因,也是制约佛教,消蚀禅宗的诱因。儒家成就过禅宗,使它脱离背叛了佛教,走出宗教,走向辉煌。同时,禅宗的世俗化、儒学化,褪化了鲜明的个性,失去了自我,预示着禅宗从理论的巅峰跌入了世俗的深渊,陷入了没落、困窘、衰亡的边缘。后期禅宗在门庭冷落、思想贫乏、理论枯竭、方法僵化、人才短缺的情况下,永远失去了义理上原创再生的自身能力,不得不归化于儒学门下或合流于佛教其它宗派,如禅净合一,宣布禅宗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宋元以后直至明清的禅宗虽然香火不断,但在理论上,本质上与慧能所创的南宗禅南辕北辙,越走越远,永远失去了禅宗原生原创的宗风特色,或有宗无禅,或有禅无宗,非禅非宗,似是而非,大抵名不副实,甚或欺世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