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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禅宗本质及其禅宗现象的再认识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20-09-16 09:43     浏览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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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佛教东渐以后,它始终与中国社会的变迁息息相关,同时更是与中国儒教文化的深层创变、发展扩充息息相关。唐代是佛教义学发达繁荣的时代,产生了禅宗;而唐宋以下是佛教的社会影响最广泛的时代,禅宗走出寺院,走向世俗化,文人化、平民化、简易化,最终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种文化形态。由此不难理解,文人僧侣的文字禅,庄户僧侣的农家禅,平常僧侣的口头禅,旁门左道的野狐禅,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中国文化内核的分解淘汰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
    唐代佛教之所以被人们视为中国佛教的高峰,主要就是因为义学宗派的繁荣以及佛学研究的发达。但是,唐代的宗派佛学大都是贵族化的经院佛学,是一种高级学僧所从事的义理专门之学,大都孜孜于艰深而又填密的佛学义理的探讨考究,诸如华严、唯识、俱舍、成实、天台等宗派的教义都极为繁琐,理论思辩色彩甚浓,距离世俗人心、生活日用太远,对社会大众谈不上有什么影响。在唐代众多的佛教宗派中,除了净土宗和禅宗以外,其他各宗派的社会影响都仅限于宫廷贵族和上层少数知识分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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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禅宗本质及其禅宗现象的再认识

    中国禅宗的成熟与发展,是与中国门阀社会的瓦解、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实质性转变密切相关的。中国历史的进程,社会的形态为禅宗的繁荣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因此,唐朝中后期的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历史转变,为慧能以后禅宗的崛起与传播,提供了成熟的历史条件与深广的文化背景。慧能以前的禅宗与唐代的其他义学宗派相比,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大抵上也是属于贵族化的经院佛学。慧能其后对禅宗的改造,其基本方向就是世俗化和平民化,这主要是为了适应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变化的需求,建立起不同于传统佛教的新的禅宗思想体系。由此,禅宗之所以成为新的宗派,在于它的新说引发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如传统佛教建寺庙,立佛堂,塑立佛菩萨偶像,禅宗只立法堂禅堂,不设佛殿偶像;传统佛教重视梵叹诵经,慧能主张不立文字;传统佛教提倡布施、造寺等功德行为,慧能则竭力反对,认为“修福”并非“功德”;传统佛教主张念佛往生西天、慧能认为心性不净,念佛往生实实难到;传统佛教强调坐禅用功,慧能视坐禅为枯骨,主张在所有时空内行、住、坐、卧,常行“直心”,即把修禅贯彻到一切日常生活中,反对禅坐禅定。传统佛教提倡出家修行,慧能则主张修行不在出家在家,居家亦无不可,在寺庙亦多有不得。总之,慧能的禅学思想彻底否定并重新解释了传统佛教共尊共服的“戒、定、慧”三学,使禅宗及禅宗人从神秘的宗教世界解脱了出来,复原并肯定了现实世界和人的心性自由,实现了佛教宗派向体现中国国情世俗文化形态的根本性转变。
    慧能的禅学思想有以下意义:其一把自心与佛性、圣人与凡人、出家人与居家人等同;视报身佛、法身佛、化身佛与过去佛、现世佛、未来佛等同;是佛非佛、不在戒律、不在禅定,而在于智慧,即在于一切众生当下一念间,谓之“顿悟”,从禅学本体上打破了众生对佛祖的迷信、依赖、盲修与祟拜;其二禅宗的创立,打破了佛教僧侣传统本色,提倡僧俗无别、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使宗教生活向平民化、世俗化、简易化转变,开后世“人间佛教”之先河。禅宗以此接引勘验学人,教化弟子的手段极为亲切,生动活泼,慧能的禅风由此走出了印度佛教枯寂繁琐的模式而独尊天下。
    当然,如何认识禅宗、评价禅宗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呢?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反省与深思:其一是从世俗文化形态角度审视:禅宗“即心即佛”的宗旨,可谓一言定宗,一言兴宗,禅宗由此而成熟,繁荣,走出宗教,走进世俗,走入人心,与中国文化合流,体现了中国本土主流文化的博大精深、融汇变通的生命特征;从宗教角度看,“即心即佛”何尝不是一言误宗,一言灭宗,禅宗因此而又走向了反面,走向了堕落,因其无戒无修,自由放任,很难从宗教义理上打通“心与佛”这一津梁险关,我依旧是我,佛依旧是佛;我不等同佛,佛已不等同我,禅宗所谓生死大事,更让人难以解脱痛苦、了断生死,禅宗失去了信众,失去了人心,使人望而生畏,少人问津,不得不改弦更张,与缺乏佛学义理的空门净土宗合流,失去了禅宗本来的自我宗风,自我面目。
    总之,禅宗的研究,应该从民族文化形态和宗教、宗教文化现象几方面考虑,否则,对禅宗的任何评价都是肤浅的,片面的。本文旨在着眼于此,重新审视、评价禅宗,从中找到宗教本身、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之间的异同关系,尤其是禅宗与佛教、宗教、宗教文化的联系与区别,是本课题研究的根本所在。